回到明朝当太后181、三元商辂

在朝野上下忙着清量田地的时候，有关科举弊端的奏疏摆上汪舜华的案几，犹如在平静的湖面投入一块巨石，引发了千层浪花。

事实上，目前的科举考试还没到祸国殃民的地步——被顾炎武痛斥为“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的八股文，其实现在还没有真正产生，至少官方没有强制要求。历史上直到宪宗成化年间，经王鏊、谢迁、章懋等人提倡，八股文才逐渐形成了以讲究格律、步骤，并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

所以，汪舜华没有必要为一个还没有出现的问题纠结。

但科举的问题确实已经开始凸显：

首先最重要的当然是钳制思想，当然反过来说就是统一思想，但它将思想完全统一到孔子的思想上来，这就有问题了。当然，综合管理岗考孔孟没啥，毕竟马列毛邓都还没有产生，汪舜华自认自己也没那个能耐能够构建完整的哲学体系；但是其他的专业技术岗位和行政执法岗三类还是应该侧重专业技能的。

其次是滋生了腐败。这个是废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为了考上拼命拉关系找后门甚至卖考题这些都是上不得台面的，严打就行，保管死的心服口服。

但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结党。所谓门生故吏，朋比为奸，就是如此。

历史上嘉靖时期，张璁对科举进行了改革，扫除了一些积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但汪舜华这个历史白痴对此不太了解。

不了解也不要紧，建极时期的官员们也不是吃闲饭的。

出乎众人意料的是，提出科举改革的是文华殿大学士商辂，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三元”，大满贯选手。

他说科举有问题，比其他人说有力度一万倍。

商辂在历史上以守成著称，在改革创新方面其实没有什么建树，但这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如此，不能说他自己真的没想法。

事实上，商辂的三元之路并不顺畅，他在宣德十年考中乡试后，连续三次落榜，直到正统十年才在会试、殿试中一举夺魁。对于科考的问题，他不能说没有感受。

这些年朝廷提倡发现和解决问题，对于这样根本性的问题，他也进行了深入调研和思考。

当然，站在他背后的官员还有不少，包括知名学者曾彦等人，都是多次落第。当然这人历史上后来考中了状元。

去年疾风暴雨的改革，让商辂看到了汪舜华的勇气和决心。他开始重新审视当年汪舜华的施政宣言，即便不能全部做到，朝这个方向努力，总还是不错的。

于是他上书指出，目前科举存在很多问题，包括文风过于浮华、考官录文不实、所选考官不行。

考官的问题，就是除了两京主考用翰林官，十三省乡试考官都是本省自行安排。此前是教官、耆儒兼用；景泰三年，不再用耆儒，由布政司和按察司会同巡按御史在本省教官中推举五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精通文学、持身谦谨者充任。本意是要考官得人，但由于是布、按二司与巡按御史推举，而教官职份卑微，对上司的嘱托自然不能不有所关照，有的甚至主动献殷勤，致使考生意见纷然。这些年来，不断有人建议差京官往各省主考乡试，以杜请托。

商辂详细介绍了来龙去脉，语气不无悲愤：“关节已经事先打好，能录取的多是权贵子弟。科考不公之弊，莫甚于斯。”

这当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汪舜华想到当年王文等人因为子弟没有考中就弹劾考官，简直乱来。

有鉴于此，商辂提出，有必要进行改革。

首先是文风问题：“凡考试文风务要平实尔雅，裁约就正。说理者，必窥性命之蕴；论事者，必通经济之权；判必通律；策必稽古。非是者悉屏不录。”

汪舜华点头：“说得很好。”

商辂接着提出：“以后可派京官参与乡试，打破地方科举垄断，真正为国选材。”

汪舜华也同意了，以前正副主考由翰林官充任，同考官由礼部、詹事府等部门派官，其他的提调、监试、供给等官仍由地方官员充任。

此外，为了避免科举一家独大，彭时等建议恢复三途并举。

汪舜华拒绝了，三途并举就是科举、监生和举荐三途并重,前面两个都还好，监生好歹学校出来的，只要不是买的资格，多少还是有点学识的，尤其这两年太学生到处办差，很该给其中办得好的一个前程，其他人才有办事的动力；举荐这个实在太坑，虽然说现在会举荐很多知名人士，但一旦作为重要手段，走终南捷径炒作包装自己都是轻的，更严重的是攀附朝臣和地方官，求得保荐的资格，这个举孝廉有什么区别？到时候滋养一批学阀、门阀，必然贻害无穷。

彭时不说话了。

汪舜华强调：“自今以后，凡授官爵，必须通过考试，太学生也不例外。”

定向招考也是要招考的，真以为国家名爵是儿戏吗？

必须见到真本事，别在考卷之外的地方用功夫。

年富加了一句：“太学生们长期在国子监进学，不能为国家效力，实在是朝廷的损失。宜令太学生早日参加吏部铨选。”

汪舜华一怔，旋即了悟，笑道：“好。自今以后，每届科考取士一百；太学生年满三十五岁，尚未中第者，必须离监。通过吏部铨选在地方任满，可以视同进士提拔使用。”

进士太贵，一旦考中就要免十五顷田赋，仅此一项，每人每年朝廷就要损失一百二十两，自然要省着用。

但是太学生不同。国子监虽号称国家最高学府，但太学生的地位却并不高。来源主要是全国各府州县按名额贡入的生员，有岁贡、优贡、拔贡、恩贡、副贡等名目，号称“五贡”。其中只有生员（即秀才）的功名，若想再进一步，仍须参加乡试。惟一的照顾便是无论籍贯何地，都可以在顺天府参加；当然按照惯例，会试落榜的举人，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但如果不再考取功名，只以监生身份入仕，一般只能做县丞，或教谕、训导等学官，秩低俸薄，权轻利小。因此，学生学习积极性一直不高。

国朝初年，因为人才实在太少，太学生一度得到重用，这些年因为科举的顺利举行，大批进士入仕，挤占了监生的空间，自然学习的积极性又下来；历史上景泰年间，开生员纳粟纳马入监之例后，捐监之风大开，监生以钱铺路，良莠不齐，益为世人所轻。

如今限制进士的人数，却大量使用太学生。他们以吏入仕，可以深刻感知官场生态，任满考试合格，就可以转为官员，从县令做起，一步步往上升，当时年龄也不算大，称不上前程锦绣，但也前途光明，自然会有学习和工作的动力。

太学生们高兴，朝廷也很高兴——太学生大多是秀才，举人都是少数，还有很多人是直接开后门走关系进来的。他们即便做了官，也还是当初的身份，秀才免80亩，举人免400亩，想想这可以节省多少赋税！

这样物美价廉的太学生，一定要人尽奇才物尽其用啊！

当然，为了确保官员队伍的质量，就必须擦亮国子监的金字招牌，确保太学生的素质。

商辂提议：“从今以后，除了落第举人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其他令各级学校按照名额推荐。进来之前要先考试，不合格的打回原籍；在监期间，要严格考教；离监之前，还要通过统一考试，不合格的还是不能授职。”

汪舜华点头，加了一句：“在边疆或艰苦地区任满三年、在一般地区任满六年，就可以授官七品；以后晋职晋级，与进士相同，不受出身限制。”

其次，是整肃学政，也就是淘汰不合格的生员与提学官。正在推进的土地清理中也强调了这一点，那些表现差、不纳税甚至煽动闹事的，该罢免就要罢免；如今，还要对学风作风文风不端的进行清理整顿。所有在校生员，包括廪生、增生和附生，凡是年力老迈，文词多瑕疵者，一律辞退；所作的文章词风有风格怪诞、不遵制度的，立即将其革退；凡涉国家律法及有伤风化、肆意攻击朝廷典章制度和国家大臣的，一律革退。

说到这里就很清楚了，胆敢肆意攻击改革、说怪话、唱怪调的，都给我刷了，别到北京来碍眼！

此外，命礼部会同都察院对天下提学官进行考核，不合格者改任他职。

再次，是对官员任用进行调整。京官重于地方官，这是再明白不过的潜规则。此前除了三鼎甲直接进翰林院，选了庶吉士之后，剩下的先选科道言官，剩下的发配地方；历史上天顺之后更是形成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传统。

当然汪太后看重地方经历，下旨除鼎甲庶吉士之外的新进士必须地方任职。

如今正式明确：非历州县者不得升科道，部属非历郡守者不得升列卿；列卿非历行省不得入内阁；凡京官自五品以下有未历外者，许吏部亦量推补守令，以习知民事。

也就是说，没有主政一方的经历，就别想在中央能够独当一面。尤其内阁，我这里要的是知民情能办事的官员，不要那些只能磨嘴皮子的嘴炮或者花前月下的才子！

——按照这项规定，言官们基本上都要到地方去历练一番。

汪舜华对商辂的提议很满意，他虽然在政治上偏保守，但也不完全是坏事。现在是改革，不是革命。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否则一味的狂飙突进，搞不好就散架了。一个班子，总是要改革派稳健派相互配合，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各个层面的积极性。

只要不是完全食古不化，就可以也必须为我所用，何况历史上有名的贤臣。

汪舜华看商辂的表情带着笑意。